一
“照方才这宗事儿看起来，世道人心，简直就没法让人相信了！这可比什么强盗，什么疫病，什么荒年，火灾，兵灾都可怕啊！”
“行了，大和尚，你这是在讲经说法。”
夜观《罗生门》。
说这话的庶民，随手拆毁了破破烂烂的罗生门上的木板来烤火。
几个证人，几种答案。故事里有人奋力地呼喊：世界这样就太不可救药了！！不可能，不可能的！！！
笑，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事人因为各自私利，而众口不一，在任何的时代，似乎都是多么寻常而必然啊。
僧人说：众口不一这种事，来的比杀人本身还要恐怖...
我们当然认为杀人是恐怖的。
然而，人们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却反倒大行其道，成了求生必然、股掌玩物。
无人觉得恐惧，也无人觉得悲哀。
《罗生门》是一出寓言。
一出有别于现实世界之复杂的简单的寓言。剧中的人们何其鲜明，鲜明到做作。多数人在观后讨论人性的时候，却忘记了僧人疾呼的是很寻常的事情。导演作为寓言的作者，也是何其“做作”呵。
龙静静看剧中人演着他们的戏中戏。
第一个鲜明的人说话了。
多囊丸会跌下马来吗？别胡扯了！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在自己的口中，他是一个匹夫勇者。
把杀意无缘由地到来，怪罪到一阵子风。仿佛杀人不过手起刀落，何其洒脱。
可画面上却是，多囊丸被风吹醒，看到二人，并不在意；男人是那么招摇，女人衣着是那么华丽，武器、细软、马匹又是那么富贵。
又是那风，吹起了妇人脸上蒙的幔，姣好的面貌（以古人的志趣是好的）引起了强盗的恶意。
恰恰这时，强盗也看到了妇人的一双秀足。更不一般的是，妇人的鞋子，都时髦到前所未见。
诱骗。袭击。争斗。得胜。
丢了女人，就用“她跑了，原来也不过是寻常女人，我都懒得找”来应付；不知所踪的武士刀，则销赃换成了酒，喝下肚，刀酒皆无从查证。
挺直腰板的强盗，豺狼一样狞笑。
妇人的哭哭啼啼旋即打破了多囊丸的豪侠故事。
她自述里并没有以寸刃勇斗大盗的情节。大盗带着羞辱了两个人的满足而离去，妇人希望丈夫杀了受辱的她，丈夫却用嘲弄女人的目光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带来的虚空。妇人哭得昏天黑地，醒来的时候却发现丈夫被刀刺死，不晓得是夫妻中谁下的手。
她是多么将自己的悔恨绝望溢于言表。
倒地的妇人，秋蝉般瑟瑟哀叫。
借巫女还魂的武士却说妇人该遭天打雷轰。
妇人直接倒向强盗，强盗倒具备江湖义气，和武士都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最后自己因为屈辱和悔恨，以及对女人的愤恨，自杀了断。
打滚转圈的还魂武士，如鬼呼号。
二
故事到这里，似乎悬案无解。突然跳出来的，却是一个樵夫。
樵夫眼里多囊丸以及男女都并不如他们自我褒奖或互相褒奖得那么光闪夺目。
电影里许多叙述在故事上是错误的，然而里面的画面，却可以作为正确理解，也只好作为正确理解：比如妇人的口供--“丈夫却用嘲弄女人的目光来掩饰自己无能的空虚。”或者多囊丸的口供--“女人的漂亮让我起了恶意”。导演借着不同口供的不同情境，巧妙地比单一故事多揭示了成倍的东西，而这一切，无不隐藏在真假虚实之中。
而樵夫说的又有几层真呢？甚至，巫女是否是“如实转达”武士的呢？
从这里开始分析吧。
樵夫捡拾的一个便宜--小刀，这件事情本身是和凶杀案分离的。
从物质上，樵夫没有必要在私自讲述中改变什么。他不牵涉这个事，正如他偶然地撞到。他要掩饰的，只是纷争过后他拿走了小刀--不至于因为想要小刀协助谋财害命，然后自己也编故事吧？
事实上，前面说了，没人会相信古代人们就一定会老实地说不掺假的证词。在现代我们完全依赖物证，而口供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借口，一个自古传承的礼仪的延续，一种“名正言顺”的必要。
而即使是古代，看出刀伤是剑还是小刀所为，又都会是多么轻易的事情！
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发生呢？为何故事是这么遵从空想的安排呢？
因为三人“争相揽罪”，而多囊丸是罪犯，武士死了，妇人是柔弱女子，人们“当然乐意”相信作恶多端者的那一份，这样杀人者就只有多囊丸，没什么需要验尸的。
导演做了多么巧妙的安排啊！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借助修正的大概情节看那另外几人了：
多囊丸口中，武士是汉子（虽然和画面些许不符），而女人是烈女。身绕绑绳的他，借着“我早知道我的头保不住”来为自己的编造铺路，沉浸在虚拟的豪迈之中。行将伏法的他，期望后人这样记住他。
另一面，多囊丸是大强盗，求生必须的几个小钱，他是不必为之操心的，他心口合一的唯一事情，是他不在乎钱财，而意图是女人。
被捉住后，一个细节是：他仰望天上高高的浮云，自知时日无多。
所以他用华丽紧张的故事来换取自己的“名”。
画面里的多囊丸，所谓的一介大盗，大叫着、怒目、乱跳，用他自以为“勇猛”的办法，小丑跳梁一样地和武士决斗；然后，胡子拉碴地笑“我们足足斗了二三十回合”。其实呢？画面上强盗用的是胡乱的野路子，而武士则明明是没有决斗气概的懦夫。这成了导演为故事安排的多囊丸的“谬误”。
而现实中的大盗竟然因战斗而腿软到追不上女人。反观这场战斗，他臆想的“理想英雄战斗”就很丑陋了，而他真实的表现却简直无法形容。
多囊丸不可信。有理有据。
妇人口中，多囊丸是个单纯的“恶角”：劫财劫色，满意而去；对于丈夫，先密密铺垫，再反诉他如何冷漠妻子。
多囊丸为什么一定要仅作为“恶”的符号？因为妇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的谎言能完全引起别人的同情和理解。事实上，清醒地看来，她如果死了，而她的故事版本又被人们耳闻（将巫女做法换到她），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人们抱定的只是“死者长已矣”的宽容罢了，这在亚洲文化圈子里是极其显然的事情。
一个“低三下四地求妇人做其浑家”的男人，将自己奸污，这是更加丢脸的。妇人只有将多囊丸已在描绘得强大。才能作为自己失身违背“妇道”的理由。
因此如果多囊丸能够接近“恶魔”的形象，她在“失身违背妇道”这个天平上，就得到了更多倒向自己的砝码；同时，正像她叙述的那样，她还要设计一个贤惠体贴丈夫的形象，要为他感到悲哀才能符合。最后是自己的忠烈和（过于激动导致的）昏厥。
妇人自述悔恨而使尽办法想死也没死成，是她虽然“忠烈”得轰轰然却仍然苟活于世界的借口。这种荒唐的事，出自妇人之口，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妇人的“马脚”。
教人目瞪口呆的是，刚刚被奸污的妇人转眼间就沉浸在自己的得意里。在樵夫叙述的这段画面中，妇人唯一性地哈哈大，举止疯癫，以责备他人来满足自己受挫的自尊（偏偏这个筹码，则是自己），跃然银屏。
曾有评论说这是“觉醒的新女性”影射，真是让人摇头。如果这真是一种“觉醒”的话，那么，世间被放倒奸淫再踏上一只毛脚，然后等到这脚抬起来之后的“觉醒”，还是来得尽量少的好；更何况那只是妇人阿Q式的幻想。
妇人不可信。有理有据。
（如果这种行为是真的的话）武士的行为是很动情和突然的，而并不是切腹那样将情感僵化在恶心的仪式中。而他那么做的理由，是因为妻子丑恶到了极点。武士带着幽怨说出这些话。
然而，这是违背武士道的事。武士借着这点背水一战希望得到同情，并且和“女人如此罪恶”一并来掩盖自己的贪婪与无能。
他要极力避免自己被他人杀死的口供。同时，丑化的女人为他增加了悲情元素。而另一面，有侠气的多囊丸，使得武士看起来是面对了“可敬的对手”。在武士道里，被可敬的对手打败，就不那么丢脸了。不管是欧洲骑士还是中国武将，也都得用这一套，在输和赢得时候都必须先把对手捧到天上去，或者让自己直上云霄，或者让自己跌入谷底不那么疼。最后，武士与其说自裁，倒不如说殉情；他期待这种灌注真切的感情因素乃至因此犯了武士错误的行为，能够增加自己的砝码。
其实我们要记得他是本可以切腹的，切腹也比这样殉情上策得多。但不论在任何人的讲述里，多囊丸都拿走了武士刀（特别要注意！），导演刻意让三组画面清晰又鲜明，最后樵夫叙述的第四组，多囊丸完全吓瘫软了却仍然拖着自己的剑和对手的刀跑掉了。
而武士要完成谎话，就只好拿那个女人的妆刀在自己的肚皮上开道沟，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好改为殉情，而具有的砝码也从“一个强硬的武士”变成“可怜的男人”了，这和原本作为铺陈的“豪侠的多囊丸”放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是武士的遗憾所在吧，也是导演刻意为之的武士的“马脚”。
武士不可信，有理有据。
对于巫女的做法，有相应的两种解读。倘若导演在电影中将这个超现实的情景作为“荒诞的”，那便是“巫女受笼络而不可信”；倘若是“写实的”，则是“武士死了仍不可信”。
然而，武士本人已经死了，巫女为武士“编了好话”，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第二种更合乎情理，巫女做法的超现实情景则成了电影中的世界所可行的（正如那个时代，人们所认为的那样。）
还有一组很高超的转换镜头。三个躲雨的人谈到武士借巫女之口说话，庶民轻蔑之，此时“合时宜”地电闪雷鸣，就连庶民都被吓到了。画面旋即切换到哗哗的流水中罗生门的残骸，是一座雕像：吐水的龙头。接下来就是巫女做法的镜头。
也许是自然图腾崇拜的缘故，龙作为水神或土地神在日本被神道吸纳了。这一系列暗示，也恰恰指出巫女做事是代表“上天”而不会出差错、而人们必须相信的。
因此，巫女的做法只好理解为即使死了的人都会说谎。
然而死人为什么就不能说谎？
死人和活人没有必然分别（在巫女这个可以让死人说话的纽带上）。
因为人死了但人的名誉还在，死人也就必要掩盖他的仍然存活的名誉。如果死人可以说话，那为了名誉掩盖事实几乎就是死武士的必然（我们已经从他贪图强盗的宝物一点看出他并非如何大丈夫），更何况--死者的名誉是死者唯一可以延续、甚至千年传颂的东西。
三
看上去，奇案本身是较为明晰了。
然而，更深的真相是什么呢？僧人的恐惧，究竟有没有他都未曾发觉的一层呢？
多囊丸是正如强盗一般最豪气直接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羁绊。况且，他真正杀死了武士。
他怪的地方是不为自己辩护，不过还算在情理之中。
妇人则是正如女人一样较为含蓄并留有后路的。正像她自述“想尽办法，自杀不成功”，她期望在“捍卫妇道”和仍然活在世上之间都抓到点什么。所以，她的叙述里，自己“为了让丈夫杀她”而拿刀，又因为丈夫的绝情而昏厥，最后死了人，仍然是“不知道我不故意中所为还是他的自杀”，这个模糊的答案，混合着她的哭啼以及人们对多囊丸的厌恶，甚至加上自己惹人怜惜的面貌，如果被判定为事实的话，是可以让她活下去的。
武士的问题则比较复杂。因为他已然死了，在这个批判面覆盖天地的电影中，导演让他能如实地说出心中所想，都得冒着“神道教无能”的风险--上面已经提到了，为了完成剧情，神道是一定要清白而具备特殊能力的；同时作为一个保险，神道没有一个“说话人”，只是借给死人一张口，而僧人则在故事里参与聊天。
要接着上面的格式来描述的话：
武士则是正如武士道一般是为了名誉不惜牺牲一切的。
武士是被巫女所招魂的，按照那位僧人的世界观，也就是日本的佛教，是说死人是否善恶，都会“成佛”升天的。这也依稀看出，武士是日本人经常说的“没法成佛”--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孤魂野鬼。
这时候为了一起进入故事里，我们还得借来武士的世界观。
武士切腹自杀是谢罪的正途。然而武士贪图小利而招致这一切，最后又在打斗中落败，武士的名誉受到玷污，是应当谢罪的。然而武士自述以短刀穿心自杀，这样就等于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沉入了黑暗”。
武士为了表达自己的豪迈性情，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在没有物质条件（没有武士刀）的时候抛弃了切腹的死法。
虽然这一切终究是唯心的，但武士道者坚信之，所以这还是可以作为唯物的论据的。
结果就是：武士为了修补阳间自己的名誉，而用了下下策，将阴间的自己“杀死了”。
三人的证词的直接结果，都是他们会为一个“名”而付出死的代价。
一针见血地说，“三人的证词竟然全无一致”的另一层，则是“三人为了自己的虚名，竟然各自揽下杀人罪名。”
没人不会和僧人一样震惊。
我们已经看到，夫妻二人的武士道和妇道都是“无能”的。
武士等于是为了捍卫武士名誉反过来违背武士道。
妇人为自己留了后路，但“妇道会让一个受奸污得可怜女人如此更受摧残”，则是每个人都会得出的答案。
日本人总是特别注重表象上的“名”的。《菊花与刀》中的论点泛泛而简单，但其中指出的例子是很有指导性的：古代日本武士在无法同时满足武士名誉和其他事物，比如武士道的忠义或孝道的时候，便会违背武士道，然后谢罪自杀；这样名誉保全，而违背道义的罪过也被自裁所洗刷。最后，他们在日本人口中名垂千古。
从这个层面上，回头看三个人的行为，是何其可笑啊。
这又是何其恐怖啊！
“这可比什么强盗，什么疫病，什么荒年，火灾，兵灾，甚至世道人心简没法让人相信更可怕......”
“行了，龙。你这是在讲经说法。”
寓言之所以叫寓言，童话之所以叫童话，大概都是说话的人不愿或不能拉下面子把话说透。说寓言的伊索最后还是被上流人杀了，而无数日本人如滚滚洪潮一样地看黑泽明，世界上无数人叫着黑泽明是世界的，相信深入透骨的分析统统收藏起来可以有汗牛充栋的规模了；然而，电影里映射的日本（以及扩大到世界）传统上的某些讽刺，所有人竟然都保持了沉默，真不失为一件趣事。
总之处在影坛尖顶的电影人公然向日本传统的脓疮宣战，而招致好评和非议，这如何看起来都只可能是当代的北野武。然而北野武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世界的”，他只是一个可亲的流氓叔叔，在街头划下自己的地盘，成立“自己的国家”的人而已。他不对任何人负责，也就无从说绕弯话。他甚至可以碾着烟蒂说：强求却又看不懂我的电影的人可以滚蛋。
这样看来，黑泽明真如实是“世界的”--世界的黑泽明，又如何能反驳整个世界呢？
守得起妇道的必然是小家闺秀大家碧玉。做得起武士道的必然是世袭贵族。传播广泛的佛教必然香火不断。
世界的“高尚人的规则”已经不可救药了，然而人们的信仰呢？可以让人们相信困苦的生存只是通天之路的统治阶级的良好麻醉剂呢？和尚相信死人不会说谎，分明体现了佛教在道德上已然是无能为力的。
至此，我们发现，罗生门之中的世界观，是全面而彻底地崩坏了的；正如那摇摇欲坠的罗生门。
这世界上总倒是还存在一点真话。
箭是“鹰羽的”，马是“马髯剪了碎花的”，妇人的小刀都是“上了螺钿装饰的”。人们众口不一，讽刺的是，每个人都说得绝对一致也绝对正确的，是物件的价值、以及最终的“有人死了”。而我们亲眼所见的，则又有美貌的妇人。
金钱。女色。亡命。在前两样上，人们保持着吃惊的判断，而后者让人不能不正视。可笑的“真实”，可笑的“正确”啊。
四
樵夫是平民。樵夫没有“名”。樵夫犯错拿取小刀是为了养活六个孩子。樵夫抱走了第七个孩子。樵夫的话是如此可信，因为我们都看到了他樵夫是个不善于说谎的人，庶民攻其心计，他一下子就倒掉了。
庶民说：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是地狱。
庶民的表情从试探到得意最后是“阿Q得了胜”的狂喜--“怎么样，说着了吧！”
而不具备那龌龊的“心理能力”的樵夫，在木墙下缩手缩脚。同时感到一切崩溃的僧人，也缩在角落里，抱着被剥走襁褓的婴孩。
大笑而去的庶民，消失在雨幕里。耳边回荡的只有多囊丸一般刺耳的大笑声，是那么逍遥，那么爽快，那么...
庶民抛开道义，可以看得更高，但是这不是大彻大悟的理由，佛教已经崩坏了，抛弃尘俗可以求升的观点也就崩坏了。庶民的镜头，是刻意地龌龊而引人不悦的。然而庶民的论点却是“实惠的”，庶民的生活却是“逍遥的”。
乱世容易催生这类人。《幽灵公主》里的那个和尚，同时说庶民那样的小聪明话和罗生门里的和尚的沉重的话。虽然他切换这两者为自己服务，又同样和庶民一样抱着“他人恶，吾恶非恶”的观点，挑拨室町时代的势力来从中渔利而造成生命的大量损失，但他玩世不恭和感叹世道的特性都是真心的。而庶民则是完全戏剧化的鲜明丑角。所以罗生门是寓言。幽灵公主则是复杂的。
樵夫强硬地说别人错了，是因为他的错是与故事本体略微分开、可以自保的。而同时，他始终游离在善的一面。樵夫甚至不在堂上说真相也是有充足理由的，一来无论如何多囊丸将偿命，二来衙门也的确影响了自己的生计，他没有理由不怕。可以看到的是，回忆中砍柴（工作）的樵夫是穿着脚后系了绳的草鞋上山的，而当前坐在罗生门里的樵夫却穿着市井农闲人的拖鞋。也就是说，每天被传唤到衙门，叫他无法工作。
僧人不相信人心不定，反过来如果不是相信稳定，就不会大为怀疑。他始终相信善的存在，才会在内心感到绝望。否则就可以自慰了。
而同时，僧人是一个现实的“人”，僧人的感慨是真实的感情流露而非僵化地出于宗教的照本宣科。他并非如庶民所说的“讲经说法”--这带给他更多的无力感，也同时带来了更多的亲切感。
虚构的罗生门，真实的建筑名其实是罗城门。百姓传说中的鬼怪群聚之地。最后就因人迹罕至而破败了。有人说，罗生门是一切黑暗、邪恶的代表，虽然破败、但是依然庞大。
但我从本位的角度，无论如何都觉得，任何城门，建好的时候都会是寄托美好心愿的门吧。
眼中的罗生门，象征古老而崩坏的道德体制，损坏到这种程度，谁都会看几眼，然而造成这种损坏的点滴事情，即使多愁善感的僧人都未曾反对。
片子罗生门是古旧的东西，也是崩坏的东西，而且是外力和人力共同的结果。
现实中的道德崩坏，往往也是如此，外力不是绝对化的，往往外力为起因，人心叵测的一面就鱼贯而入。僧人说“连年战乱，强盗兵灾横行”，战乱的贫困只是个因，罗生门的古旧也好遭人唾弃也好都是个因。
有人为了生存起了特别的动机，才有了兵荒马乱；每个冷的人都去拔木头烤火，才有了破败的罗生门；每个百姓都去抽砖，才有了倒掉的雷锋塔 。而造成了“崩坏”的事实，人们无力修复。
故事里即使多愁善感的僧人也没发觉拆毁公家的城门木板来烤火是不对的，而是大家一起烤火。
罗生门再恶，也是人们附会的；死了的人说得再可信，也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有的只有全面的崩坏而已，自一砖一瓦开始。
宗教崩坏了，过去的建筑也崩坏了，就连人们所相信的鬼，庶民也说“传闻都被人类的恶所吓走了”。
人们认为罗生门是应该破败的，所以拆毁公家财物也就不是什么事。这在唯物的角度上是自我安慰的一个例子。
这和人们做恶的心理是保持一致的。
把罗生门的眼光放在电影里的时代，倒不如放在拍电影的时代。而这，这就是寓言的意义所在。五十年代，日本战后，旧有的体制是全面崩坏的，人们想要维系，却无能为力。同时，一些很正当的理由，比如生存，使得人们无话可说。
樵夫拾刀换钱，和庶民拆毁公家建筑在生存的人们看来，都是无罪的，或者说是微小忽略的，但这和大罪并无本质的区别。讽刺的是，大罪犯多囊丸，他不在乎钱，只在意女人，是因为他抢有许多的钱。
导演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犯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正义。
小说《罗生门》的情节很简单：一个大户人家的仆人因为世道的衰落而流落在同样衰落的罗生门，在“等待雨的过去”期间，他也曾想过要生存，就“除非当强盗”了，但终未给予积极的认同；在罗生门的楼上，他发现一个老太婆正在干亵渎尸体的不义之事（Haku注：爲了活命，挖死人頭髮賣錢），毅然给予制止，但最终为了不饿死而做了强盗，剥光了老太婆的衣服后不知所踪。”
--这是罗生门一词的出处。字面上的罗生门一词，和电影里的门，真正的联系是这里。
求生无错，但是有罪，仆人被老太婆为自己的罪过辩解的话“点化”后反过来对老太婆行恶，如此黑色幽默，这是小说《罗生门》的悲剧。
电影便是引申了这一概念，而罗生门，正如这小说里的罗生门一样，是故事的见证者。
而导演是空乏地让我们相信人心中“好”的地方。世界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完全诡异不可信的，人们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正像一些活着的人讨论一个作古者的电影。创作意图的“意图”这种东西，在黑泽明这个电影的创作观里，也被否定了，随着崩坏的一切一并崩坏了，被滚滚的大雨冲得一干二净。
现实中证人说话不一样是寻常到根本不算罪恶的，但这个世界整体上还没有崩坏，调节人们内心的，也是最空泛的“正义的概念”，无法言表 。即便是这样，人心还是“不可理解”的。诉及人性黑暗，最后便是无奈的螺旋
全身而退的方法，只有相信隐约存在的事物的力量。
对于当代日本电影的顶尖导演的作品，千与千寻的神隐，是“未来”和“光明”，《花火》，是“爱”。《幽灵公主》里的“活下去”，其实是没有一个导演会将自己心血凝聚的作品中的世界观变成“你们没资格活”。
而罗生门是要我们相信内心隐约的正义，或者不如说导演最后只好相信人心隐约模糊的正义概念。僧人的正义是几乎无错的，樵夫的正义是无奈而有错的，而本质上，终究只是他们“这么相信自己”而已。
僧人是局外人，他在这个故事里的善是能够得到条件的。偏偏又是一个古代人认为绝对“干净”的宗教人士，与巫女一样。但是，想一想就知道，这是特定条件里的得天独厚罢了。
能够坐在这里分析，其实也是借着一个得天独厚。
所有人都是只能遵从有限的事的。人心能够互信，在任何时候都是理想化的。我们现在可以站在善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是没有穷到六个七个孩子，衣服打不起补丁。
从一个小故事里引出的其实是无限的崩坏。穿过银幕，在我们的世界中蔓延。
而能相信的只能是“善意”这种没有具体形态、也无法培养的东西。僧人唯恐自己会不能相信人心，而片子的最后，他将如何做，自己已经有答案了。
而这，就是罗生门的寓言。
庶民离去不过片刻，随着乔夫的一句话，仿佛一切纷争和错怪就都结束了，雨水停了，樵夫和和尚迈步到门槛。
他们先后沐浴在雨过天晴的日辉中。
2/28
被介绍罗生门是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正为千与千寻的神隐中白龙的半公家半平民的服饰如何叙述而头痛。彼人云：可以去看罗生门的，是个衣着近似的例子。
后来方才知道上当，心想.......- -b这个真实是太EG了，那老樵夫.......就说是恰好半截袖子，难道不还是百姓的敞胸露怀的衣服吗？
看来也只能在文章里写“宫崎导演是从狩衣为他修改的衣服”.......- -b这种臆断居多的话了。
不过少年和老头完全不像也未必。
老头是对事情说不出个所以然的老实平民而已。他们同样仅仅遵从自己的知觉行动，也有着不尽相同的重压。都曾做错了，而真正内心里却仍是光明的。樵夫的事情是小事。白龙的事很惨烈。然后，仍是靠那种隐约的光明，最后让电影的结尾都变得光明了，只是何其摇摆不定。
导演们艰难地“全身而退”了。
这多少地帮助了我能够从评论中“全身而退”，和保证自己方向正确。
我相信的是自己的航迹。
只是要证明樵夫是可信的，然后来继续围绕人文关怀来讨论，事实上，三份供词，只要说他们是错误的就可以了。
事实上则是评论者往往在悬疑上花费大量精力，用排山倒海的文字将三人的供词淋漓尽致地篦一次。
伴随着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三人各自的丑恶，可以得到得很清楚。
然而当我也写清楚了，我后悔了。
没必要这样。三人只是“不能信”的丑恶代表而已。将他们的丑现行，除了夸夸导演的心思，以及自己的眼力，实在就什么也没有了。
其实它们只是简单的“故事的砝码”，最后再站出来反衬樵夫一次。仅此而已。导演也可以取别的恶，不一定是武士强盗和良家妇。
呵。导演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用内心的光明来应对百恶，至于形形色色的恶，你不必刻意追究他们的本来面貌都可以了。
我是上了当的啊。
掉入了“无限简单的人性关怀”和“无限复杂的人性揭批”的漩涡里。一件事，能得到两点解答，一种诉说，能有两个意思，这样的人，只见过两个，让我喜欢得不行的人：宫崎，北野。
就像僧人的忧心的“浅和深的两面”那样，表面上只是一个寓言里那样傻乎乎的和尚，或者是一个童话里白龙这样的矜持傲气的少年，无面那样纯粹无厘头的妖怪，更复杂的层面则全然不是如此；他们的电影看到数不清的次数，却很少有影评能真正写出来。
因为我在那漩涡里，鼠首两端，一会被抛向温暖的浪峰，内心里也跟着写动容的句子；一会被压入冰冷的谷底
，手指中也跟着划拉冷酷犀利的分析，心灵旅途中如此颠沛流离，怕真是尽力飞得高也在天壤之间的大浪里折腾得半死了。
其实，未来能写完二人最巅峰的《千与千寻的神隐》以及《花火》的评，我就谢天谢地了。
而写完整了这个文章，特别是在有限的篇幅里将“第二面”和“第一面”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写在一起，只是因为“我压根不了解黑泽明”罢了，也就没有任何义务感。诸位也看出来了：写得根本不好乃至不正确。
正像黑泽明所表达的：能够超然一丁点说话，不过是因为不了解，或者没有切肤痛。而说话者本身一点也不聪明。
我也是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衣食无忧、可以说绝对中立的话的；我也是随意看电影的，不像推荐这部电影的朋友，这种事情是她恼人的课业。
“遵从自己的航迹”，所以沉默的龙，借着游龙的翻飞穿梭和惊鸿一瞥，在这件事情上，得以拙劣地开口说话了。
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