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文章就是道金斯在《后现代皇帝的新装》里描述的那种人：
理查德·道金斯：后现代皇帝的新装作者
《知识欺诈》
作者：艾伦·索卡尔、吉恩·布里克蒙
假设你是一个胸无点墨的知识欺诈者，但是又有强烈的野心，想在学术生涯上取得成功，得到一小群虔诚的信徒，让全世界的学生把你的作品用荧光记号笔标出来。那么你会选择致力于哪种文风？当然，不能是清晰的那种，因为清晰的文风会暴露出你的无知。或许你会创作出类似于下面这段话的东西：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视作者的不同，在线性的表意联系或者原书写（archi-writing），以及这种多参考的、多维的机械催化剂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尺度的对称、横向性和它们的扩展的消极非论说的特征：所有这些维度让我们离开了排中律的逻辑，并且加强了我们对此前批评过的本体论二元论的拒绝。
这是从心理分析学家费里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作品中引用的一段，瓜塔里是被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和吉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在他们的杰作《知识欺诈》一书中揭露的许多时髦的法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这本书此前在法国出版，现在出版了用英语完全重写和修订的版本。瓜塔里仍然继续着这种含含糊糊的风格，并且在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看来，他创作出了“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包含了科学的、伪科学的和哲学术语的最天才的大杂烩。”瓜塔里亲密的合作者、已故的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写作上也有类似的天才：
首先，奇点事件符合非奇次级数。这种级数组成了一个既非稳定也非不稳定，而是“亚稳定”的系统，级数被赋予了势能，在其中级数的差异被分散了……第二，奇点拥有一个自动统一的过程。它总是变动和取代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一个悖论元素横越了级数，并让它们共振，在一个偶然点上包络了相应的奇点，在一次投掷中包络了所有的辐射、所有的骰子。
这段话让人想起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早先对某种法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刻画（注意梅达沃自己端庄而清晰的散文与其形成的对比）：
文风成了第一要义，好一个文风！对于我而言，它有一种神气活现、昂首阔步的性质，充满了自负。它确实很庄严，但是风格却像芭蕾舞，它不时以故意的阿蒂丢德（attitudes，芭蕾舞的基本舞姿之一）舞姿停下来，仿佛正在等待一阵喝彩，它对现代思想的品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批评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梅达沃说：
我可以引用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显示了对文风清晰这一优点进行诽谤运动的开始。一个结构主义的作家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提出，因为它们的深度而显得混乱而曲折思想，最适宜用故意写得不清晰的散文表达。好一个荒谬的蠢主意！这让我想起了战时牛津的一个民防官员。当明亮的月光几乎要毁掉灯火管制的时候，他劝告我们带上墨镜。然而，他是故意开玩笑的。
这些话引自梅达沃1968年作的关于“科学和文学”的演讲，后来以《冥王的理想国》（Pluto’s Republic）的书名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从梅达沃的时代以来，这场诽谤运动已经提高了它的调门。
德勒兹和瓜塔里独立以及合作写成的书被著名的米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描述成“伟大的作品中最伟大的……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变成德勒兹的。”然而，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却不这么认为：“这些文本含有一些可理解的句子——有时是陈词滥调，有时是错误的——而我们在脚注中评论了其中一些句子。对于其余的，我们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但是这对读者很难。毫无疑问，存在一些如此深刻的思想，以至于我们不能理解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毫无疑问，也有那么一种语言，它被故意设计成无法让人理解，为的是掩盖它缺乏真正的思想。但是我们如何能分辨它们呢？如果真的需要用专家的眼光才能看出皇帝穿没穿衣服，这又会怎样呢？特别是，我们如何知道现代法国“哲学”——它的信徒和倡导者已经几乎占据了美国学术生活的大部分——真的是意义深远，还是骗子和牛皮匠空洞的花言巧语？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是分别是纽约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们把对这些书的批评限定在了那些斗胆引用物理学和数学概念的地方。在那些方面，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并且他们的结论是毫不含糊的。例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名字被美国和英国大学的许多人文院系的人们所崇敬，无疑，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假装对数学有着深刻的理解：
尽管拉康引用了一些数学上紧性（compactness）理论的关键词，他把这些词随意的混合在一起，而根本不顾它们的含义。他对紧性的定义不仅仅是错的：那根本是胡说。
他们接着引用了下面这段拉康绝妙的论证：
因此，通过根据这里使用的代数方计算出的意义（signification），即：
S（能指）/s（所指）=s（陈述），当S=（-1）得：s=√-1
你不必成为一个数学家，就能看出这是荒谬的。这让人想起了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人物，他通过用零去除一个数，得到了无穷大，从而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在另一段彻头彻尾是这种典型的（后现代）类型的论证中，拉康继续得出了结论，即阳具等同于上述计算中得出√-1的意义，也等同于√-1的冲动 （jouissance），这种冲动被意义的系数还原到了需要能指（-1）的方程。
我们不需要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的数学专门知识，就能断定这东西的作者是个骗子。或许他在谈论非科学题目的时候是真诚的？然而，一个把阳具和-1的平方根等同起来的哲学家，在我看来，在他谈论那些我不知道的事物的时候，他的信誉已经被毁掉了。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用整整一章讨论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在回顾了对牛顿的《原理》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女性主义者的评论之后，伊利格瑞认定E=mc2是一个“有性别的方程式”。为什么？因为“它给予光速超越任何我们必须的速度的特权”（我很快明白了一个重点，那就是一个“时髦的”词）。伊利格瑞关于流体力学的论文正是这个思想学派的典型。你看，流体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男性的物理学”给予刚体、固体以特权。她在美国的倡导者凯瑟琳·海勒丝（Katherine Hayles）犯了用（比较）清晰的语言重新解释伊利格瑞思想的错误。有那么一次，我们能够比较一目了然地看到皇帝，当然，他没穿衣服：
她把固体力学超越流体力学的特权，以及科学完全无法处理湍流，归结于流动性与女性特质的结合。鉴于男性有突出和刚性的性器官，女性有流出月经血和阴道液（流体）的开口……从这个观点来看，科学无法得到成功的湍流数学模型，这并不让人惊奇。湍流的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流体（以及女性）的概念已经被公式化，以至于不可避免的抛弃了无关的剩余物。
你不必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就能分辨出这种论调荒唐透顶（它的语调实在太让人熟悉了），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去看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告诉我们湍流是一个难题的真实原因：因为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很难解。
用类似的方式，索卡尔和布里克蒙揭露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对相对论和相对主义的混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的“后现代科学”，以及被广泛和普遍误用的哥德尔定理、量子论和混沌理论。著名的的让·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只不过是许多发现混沌理论是蒙骗读者的绝好工具中的一位。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再一次通过分析这些骗局，帮助了我们。下面的句子“尽管是用科学术语建构的，从科学角度看却毫无意义”：
或许历史本身应该被视作一种混沌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加速度以线性终结，而加速度产生的湍流决定性地改变了历史的结局，正如来自它们起因的湍流远程效应。
我不再继续引用了，因为正如索卡尔和布里克蒙所说，博德里亚的文本“随后逐渐达到了无意义的顶点。”他们还注意到“插入到句子中的高密度的科学和伪科学术语，根据我们的判断，它们毫无意义。”他们对博德里亚的概括可以代表这里所批评的任何作者，这些作者在整个美国被奉为名人：
总之，在博德里亚的著作里发现了丰富的科学词汇。它们的含义完全被忽视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与上下文显然不相关。除了让那些老掉牙的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结论具有深奥的外表，不管是否把它们解释成隐喻，人们都很难明白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此外，科学术语和非科学术语混杂在一起，用得都很草率。当博德里亚说完之后，如果去掉这些言辞的粉饰，人们想知道他的思想中还能剩下什么呢。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难道不是声称自己“玩游戏”吗？“什么都行”、“没有绝对真理”、“任何文字都和其他文字有同等地位”，以及“任何观点都没有特权”，这些难道不是他们的哲学的整个观点吗？根据他们自己关于相对真理的标准，因为搬弄文字游戏、和读者开开小玩笑而责备他们，这难道不是不公平的吗？或许不公平，但是那样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如此地乏味。难道游戏不应该至少是娱乐性的，而不是板着脸、庄严和自命不凡的吗？更明显的是，如果他们仅仅是在开玩笑，为什么当有人开他们的玩笑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如此惊恐的尖叫？《知识欺诈》一书起源于索卡尔制造的一个非凡的骗局。他的这个妙计的成功，并没有赢得人们高兴的笑声——演了这么一出解构游戏之后，本应期待会有这样的笑声。很显然，当你成为权威的时候，有人戳破了你的牛皮就不再好笑了。
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1996年索卡尔向美国的《社会文本》杂志投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从头到尾都是胡说八道。它细心模仿了后现代的蠢话。索卡尔这么做的灵感来自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 1994）。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应该在英国被人们熟知，正如它在美国广为人知。读这本书的时候索卡尔几乎不相信他所读到的这些，于是他根据参考书目找到了后现代文献，发现格罗斯和莱维特所言不虚。他决心要做点什么。用记者加里·神谷（Gary Kamiya）的话来说：
任何人花了大量时间苦读这些道貌岸然、蒙昧主义和充满术语的黑话——这些黑话现在被称作人文学科的“高级”思想——之后，就知道它（索卡尔的诈文事件）迟早一定会发生：一些聪明的学者用这些不那么秘密的密码（比如说，“解释学”、“超形式”、“拉康主义”、“霸权”）把自己武装起来，撰写一篇完全伪造的论文，把它投到一份跟得上潮流的杂志，让它被接受……索卡尔的论文用了该用的词，引用了最该引用的人。它抨击了罪人（白人、“现实世界”），高度赞扬了善良（女性、普通形而上学的精神失常）……并且，它是完全、彻底的胡说八道——《社会文本》杂志精力充沛的编辑却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一定正在体验特洛伊人把那个大木马礼物拖进城里的第二天早上所感到的惊恐。
对于编辑，索卡尔的论文一定就像一份礼物，因为一位物理学家说出了他们最想听到的那些话，他攻击了“后启蒙时代的霸权”，以及“真实世界”存在性的粗陋概念。他们不知道索卡尔把他的论文塞满了大量科学上的低级错误，以至于任何有物理学本科学位的审稿人立刻就能看出这些错误。这篇论文没有拿给这样的审稿人。主编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和其他人对这篇论文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感到满意，或许还因为这篇论文引用了他们自己的著作而受宠若惊。丢人现眼的编辑工作让他们当仁不让地获得了1996年Ig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他们脸上挂满了鸡蛋，尽管他们持女性主义的观点，这些编辑却是学术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罗斯用一种粗野、有恃无恐的自信说过：“我很高兴摆脱英语系。我恨文学。首先，英语系总是充满了喜爱文学的人”，并且用一种粗野的自鸣得意写了一本关于“科学元勘”的书，书里这样写道：“这本书献给所有的从未给我上过课的科学教师。缺了他们，这本书才能写成。”
他和他的同事——从事“文化研究”以及“科学元勘”的巨头并非三流州立大学里无害的怪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里有固定教授的职位。这类人在委员会中任职，对年轻的学者挥舞着权力的大棒。这些年轻学者可能在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一个诚实的学术工作，例如在文学研究或者人类学方面。我知道——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了我——有一些真诚的学者本可以仗义执言，但是有人威胁他们，不许他们出声。对于他们，索卡尔将成为一个英雄，任何有幽默感或正义感的人都不会不同意这种看法。顺便说句尽管严格说来不相关的话，索卡尔完美的左派立场，也是很有帮助的。
索卡尔对他的这个著名骗局作了详尽的事后分析。他把这篇分析投到《社会文本》。正如预料的那样，它被《社会文本》退稿了，索卡尔把它发表在了别的杂志上。索卡尔在这篇分析中提到，除了无数半真半假的陈述、谎言与不合逻辑的推论，他的原始文章还包含了一些“句法正确的句子，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他对没能写出更多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我努力制造它们，但是我发现除了难得的灵感爆发，我没有什么诀窍。”倘若他在今天撰写他的这篇诈文，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安德鲁·布哈克（Andrew Bulhak）编写的一个计算机程序杰作肯定会对他有帮助：后现代主义发生器。每次你访问它（在
http://www.cs.monash.edu.au/cgi-bin/postmodern），它就会使用完美的语法规则，自动生成一篇崭新的后现代论文——谁都不曾见过这篇论文。
我刚刚访问了后现代主义发生器。它给我生成了一篇6000个词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理论和语境的亚文本范式”，作者是“剑桥大学英语系的戴维 ·I·L·维特（David I. L. Werther）和鲁道夫·度·加班德（Rudolf du Garbandier）”（这真是报应，因为正是剑桥大学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颁发了荣誉学位）。这里是来自这篇令人难忘的博学文章中典型的一段：
如果审视资本主义理论，一个人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或者抛弃新文本（neotextual）唯物主义，或者断定社会有客观价值。如果持辩证的境遇主义 (situationism)，我们就要在哈贝马斯的论述和语境的亚文本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可以这样说，主体被放在了一个文本的民族主义——它认为真理是一种实在——的语境中。在一种意义上，语境的亚文本范式的前提认定，实在来自群体无意识。
访问一下后现代主义发生器吧。它确实是一个能随机产生没有句法错误的废话的源泉。唯一能把它和原装的（后现代）废话区分开来的是，它读起来更滑稽。你可以一天制造数千篇论文，这些论文包括有编号的尾注，每一篇都不重复，并且立即就可以用来发表。这些手稿应该投给《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群”，用双倍行距打印，一式三份。
为了完成把美国的人文院系还给真正的学者这一艰巨的任务，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加入了格罗斯和莱维特的行列，在科学世界中发出了一个友善和让人产生共鸣的信号。我们必须希望人们能响应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