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是北京人 我只能按我见过 听过 看过 亲身经历来说了（顺便从网上找点材料，有转帖的地方请作者们见晾呀，因为都是喜欢＂打口＂）
９６年上高一的时候接触打口带的，因为学校有几个比我大的狂人们倒腾这东西，以前顶多就听个ＮＯＷ，外国东西接触很少，所以见这东西很新鲜，就跟他们聊，明白这东西的来路了，即国外正版碟,可能是作为废塑料进口的,盘边都被电锯锯出豁口。不知道大家知道鲍家街43号的主唱汪峰吗，他就在＂打口早期＂在海淀区一大学门口卖打口带。可想而之这东西对中国音乐发展里起到了什么作用了吧！其实在玩打口过程中最重要的几点就是：1接触志同道合的朋友；2自己从新做磁带（CD就算了，那会谁家会有那东西，要是有就一定有什么特别原因了，大家手里都是卡带机）顾名思义，因为打口了，就有可能打到磁带的垫片，那东西一坏就没法听了，还好那会学校发英语磁带、音乐欣赏磁带（那个年龄段不爱听的音乐，但其实不错），有好多垫片可以用，所以就要自己去修磁带，磁带的小螺丝也有利用的价值，磁带的卷带轴也不会放过的，外壳等等，能用的基本都用了（那是一种享受呀！~）；3能更多的了解国外音乐，特别是摇滚方面的；4挣点外快；5有资本鄙视那些听四大天王的大俗人们了。
那会听打口就像前两年听饶舌一样算另类人群。在卖打口带的人里打口带也分级别的：最好的是口也打了，只打了一点点，基本没伤害磁带本身；其次是打口了，只是打到了垫片的另一面，不影响收听；然后就是伤害到螺丝或垫片的了，能修就修；再后就是那些把盒打碎的了，基本要换盒了；最后就是打道磁带的带子上了，要是打到带子的白带处那就没问题，把带子接到带轴上，要是打到有内容的地方，那就看各位的手艺了，有时心细点的能接上，接不上的就只能扔了（废品一条）。那会我见过警察乐队的现场磁带，口打的算好的，但三磁带就要了120￥，那还是熟人算算便宜的了。我的第一张是 罗得*斯太伍得（音译好象是这样的） 那声音确实和咱们音像店里那些磁带的音质不一样，歌也唱的好。
打口不光听摇滚，就看一个大纸盒里有什么了（长条状，能包装25盒塑料垃圾的纸盒，塑料垃圾其实就是指盒带，从批发商里进货一般都不能打盒，里面有什么算什么，赶好了，一纸盒能卖出上千元，赶不好，就只能当修理用的原材料了 ）。 我就是在那会喜欢 喜多郎 的，我同学有张他94年的专集太好听了，我想买，他张口就是50￥，太贵了 我一星期的生活费也就70￥
打口CD与钻眼CD和打口磁带的意思一样，都是在接触国外音乐途径少的情况下衍生的。
转帖【新闻周刊】：
打口被视为是一种代际特征，一种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一种天然的地下情结，它被认为是20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亚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然而，维持了10年的中国打口带市场已日益式微，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打口是退出舞台的时候了
一张装潢精美的CD，绝对不是盗版而是正版，却被利器在边缘斩出一道长方形槽口，这口子可能影响你听一首曲子，也可能两首，但大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下来——这就是数年前红火一时的“打口”带(Saw-Gash)。
打口盛世
如今，在网络和盗版的冲击下，中国打口带市场正在急剧萎缩。几年前的红火、淘碟时的快感已不复存在。
虽然现在是“面朝‘后’海，春暖花开”，虽然早已离开了这一行当，但北京“后海”酒吧的老板张大力仍然对1995、1996年的那段日子记忆犹新——那是他们卖打口带的日子。
当年，张大力和其他打口小贩一起，几乎每天都要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图)的马路边上晃悠，身上背一两个大包，包里全是打口磁带和CD，向偶然经过的路人或闻讯而来的乐迷兜售。
当然，他们要眼尖脚快，时刻提防工商、城管人员的到来。否则一旦落网，不仅身上的家当要被没收，还要被罚款。那场面，就像电影《卡拉是条狗》刚开始，派出所围捕没有合法身份的狗一样。
把视野放宽到全国，除了北京的中图、五道口，广州的天河、武汉的双龙也是比较大的打口据点。当年卖打口的，后来很多成为了摇滚乐手、唱片公司经理、制作人或乐评人。
被称为是“广州打口之父”的邱大立，就是从卖打口逐步走上了乐评人的道路。邱大立自谓打口是他的“再生父母”，从1996年至今，他的写作史基本上就是他的打口聆听史。
1993年，邱大立第一次在安徽芜湖的老家买到了打口磁带。当时感觉非常兴奋，用后来一位乐手的话说：“拿着磁带不停地闻啊，那可是美国的味道！”
从邱大立的口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奇妙的打口故事。一天，一位小青年到他店里，一开口就问他有没有“哥特”(摇滚乐类型之一)的东西。邱大立问：“什么是哥特，你知道吗？”小青年摇摇头说不知道。邱大立说：“没有。有‘姐’特的，你要吗？”
还有一位朋友给邱大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原新疆乐队“石头，剪刀，布”的主唱。1999年4月，他离开北京，和邱大立一起在广州卖打口。一次，他去广州华南建筑学院，一个大学生说去他宿舍吧，他想多挑点。没想到那人把他带到了校联防处——最后，瘦小灵活的他翻墙而出，胜利逃脱了全校规模的对他的围捕。
尽管头上高悬着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中国的打口市场还是很快地蓬勃发展起来。早在1992、1993年，也就是北京打口市场兴起的时候，已有大批人先于张大力加入了这一劳动大军的行列。
同样是在中图门口，他们中有很多人日后成为了北京摇滚的生力军，像“地下婴儿”的高氏兄弟、“超级市场”的主唱羽伞、“麦田守望者”的主唱肖玮、新蜂公司的老板付冲……付冲的公司第一次出版专辑时，他在封套内特别写下了“感谢93至95年中图门口的哥们儿”。
可以这么说，崔健、唐朝之后的北京新一代摇滚乐手，没有不听打口带的。
10年来，打口带不仅在听力上大大拓宽了中国城市青年的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打口带不是经由中国正规的音像制成品进口程序进入的，因而避开了政府部门的审查，让年轻人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玩意儿。
所谓打口一代
张大力一直认为，打口进入中国，是西方的一种“文化殖民”或“经济侵略”。否则哪有这等好事，在美国卖十几美元一张的正版CD，却非要以废弃塑料的名义卖到中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不是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早就预言，要用唱片*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代领导人吗？可见音乐的力量不容小视。
即使这一目的不能得逞，那么经济上也对国外唱片公司有利。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在中国铺设发行渠道，却能不费工夫培养起一批倾向于他们文化审美趣味的听众，为将来全面占领中国市场做准备。
1997年，摇滚乐评人颜峻与人编写了一本叫《北京新声》的实验出版物，题献给“打口的一代”。
《北京新声》用它的“打口”特征，捕捉了当时北京最前沿的身影，收藏了一代人成长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麦田守望者、新裤子、花儿、超级市场、清醒、鲍家街43号、子曰、地下婴儿、秋天的虫子和张浅潜。
在颜峻那里，打口被视为是一种代际特征，一种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一种天然的地下情结。
颜峻认为，打口对谁都有利，它促进了中国音乐的进步，为国外唱片公司培养了市场，形成了特有的通过地下渠道获取音乐资讯的打口文化。打口是20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亚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但在另一乐评人、星空传媒的高级经理郝舫看来，关于“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的种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辞。郝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分众化的社会中，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很小，就在一个圈子里。打口也是如此，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正常消费行为。
郝舫自己收藏了三四千张的打口带，这些东西他视如至宝，但在他老婆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郝舫不否认打口对中国大陆音乐文化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受港台的影响最大，像邓丽君什么的。打口带进入后，中国人的耳朵一下子打开了，仿佛整个世界一下子呈现在了眼前。听打口带长大的人玩出来的音乐，就是跟崔健的不一样。而且由于直接接触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也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如果这些人以后不承认打口带的养育之恩，那他就是在背叛、撒谎。
而崔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我听的东西没有那帮年轻人多。”据说，崔健当年为了听到“性手枪”乐队的带子，曾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跑。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东西他只能托国外的朋友带进来，其数量当然可想而知。
考察打口带的影响，只能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音乐传播方式。
与打口“残缺”的物理特点一样，这种传播方式有其局限性，由于资讯的短缺、打口带自身的种类限制，中国乐迷接触的西方音乐世界始终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畸形的，同时也导致了抄袭和模仿的产生
和其他“黑色经济”一样，打口这一行当一直都处于地下状态，买和卖都行踪诡异。没有人能确切说清，10年来中国究竟消化了多少打口磁带和打口CD，又有多少打口贩子由此发家致富。
当然，打口的日子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好过，它不仅要与正版、盗版一起争夺市场，还要时时提防主管部门的查禁。
中国打口源头
业界公认的打口源头是：广东汕头的潮阳。广东地处中国南大门，毗邻港澳，陆地海岸线长达3300多公里，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而潮汕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靠海吃海、头脑活络，是做生意的好手。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塑料加工和磁带制作的需要，汕头急需大量的塑料材料。在海外有路子的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进口国外唱片公司的“洋垃圾”，来缓解原材料的部分压力。
国外唱片工业虽然极其发达，但也有自己的问题。唱片公司或是因为与歌手解约，或是因为仓库需要清仓，或是因为生产过剩，或是因为质量不合格，几乎每个月都有大量“过时”的磁带和CD需要处理。
理论上来说，这些“过时货”要么被碾碎，要么被焚毁，以杜绝它们再度进入市场流通。但实际上，唱片公司往往草草了事，只在上面打个口、扎个眼，就表明它们被“销毁”了。
本来这些东西是可以回收利用的，但在美国或加拿大，回收成本可能比较高。
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垃圾倾销或兜售到发展中国家，则可谓“一举两得”。于是，这些“过时货”最终并没有从物质上被完全消灭，而是被中间商运到了码头，以废弃塑料的名义装箱打包，发往遥远的东欧、拉美、东南亚……还有中国。
在中国的汕头，他们的生意合伙人正在翘首以待，盼望着这些“洋垃圾”的到来。
货船到岸后，少数几个有路子的人就直接到码头上接货。然后再由这些大老板按吨卖给潮阳地区的一级批发商，中国打口的源头就在这里诞生了。
潮阳的批发商可以说是最大的获利者，因为他们是按重量买入的，最后却是按张数卖出，里面的利润差价可想而知。
星空传媒的高级经理、乐评人郝舫告诉记者，在打口成为一种买卖前，这些“洋垃圾”的“最终归宿”都是被送往当地的塑料加工厂。做这行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渔民，后来规模大了，有些渔民家里都置办了码头上用的运货叉车。
“如果这么坚持做下来，有些人现在恐怕都成亿万富翁了。”郝舫说。
地下商业王国
1992年打口生意刚兴起的时候，郝舫曾和武汉的一位朋友去过潮阳。因为他的朋友对音乐不在行，需要找个人帮他挑货。
潮阳的老板整理一番后，就诞生了中国第一批零售的打口带。当然，他们会留下一些“尖货”(好东西)，像包装精美的大套古典唱片、几十张一套的米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专集,或是一些公司的全集(像著名的爵士厂牌Blue Note)，要么自己收藏，要么留着等将来货不够好时，拿来配货用。
挑剩下的，就留给下一级的各地批发商，或者是亲自下去挑货的零售商。然后通过隐秘顺畅、四通八达的货运系统，发往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
就这样，这些打口贩子以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从无到有，筚路蓝缕，一手创立了一个地下商业王国。
可以算算，1柜(一个12米的集装箱)=400件=4800条=96000张CD。10年来到底有多少打口带流入了中国？就像天上的星星，谁能数得清？
以北京为例，据悉北京市面上的打口带有70%都是南方的两位批发商发的，其余30%除了零售商自己下去进货外，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拿的货。经过这些中间环节后，打口带的价格直线上升，从批发商那边拿一张大概就一两块钱，但零售时往往能卖到10块以上。
原盘(没有被打口或扎眼，未伤及内容的)就更贵了，最早的时候一张平均在20块钱左右。因为打口带没有明码标价，再加上交易时的讨价还价，价格还会有变化。但扣去运费什么的，利润起码翻几番。
最早的时候，打口以磁带居多，这些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东西，当时价格却高得惊人。
郝舫告诉记者，1994年涅乐队(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自杀后，他们的东西一下子奇货可居，锯得很深的，可能都会卖到七八十块钱。他自己买过两盘50块钱的磁带，都是切过的，一盘是音速青年(Sonic Youth)的《空想国》，一盘是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的精选。
“打口”：成于盗版，毁于盗版
从1998年后，打口的“黄金时代”基本过去了，其中主要是因为盗版的繁荣昌盛。有趣的是，当初打口的兴起，不能不说是托了盗版的福(因为盗版需要大量塑料原料)，其后几年间还一度抢了盗版的风头，但最终还是不得不甘拜下风。
郝舫说：“其实盗版既把正版的唱片工业给毁了，也把打口给灭了。”
说起盗版的兴盛，其中竟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打口的功劳。有传言说，有很多打口商后来分流做起了盗版。经过打口的洗礼后，这些人对西方流行音乐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知道乐迷们喜欢、市面上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其盗版品种之广、数量之大，已经不是打口所能抗衡的了。
据说，这些有品位的盗版商虽然盗版范围比较小，但总是缺货，其产品的包装、工艺比中国大多数原版唱片都更专业，这让很多不大喜欢打口的白领、中产阶级能够接受。
乐迷的口味也越来越刁，而打口带基本上是大公司的大路货，偏门另类、独立厂牌的东西很少。打口做到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中国乐迷的需要了，生意冷清、直至今日的没落，也在情理之中。
现在，市面上打口带已经越来越少了，但质量却越来越好，因而与原装正版无异的原盘成了打口市场的主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些有残缺的打口、扎眼“垃圾”渐渐式微，原盘才是乐迷想要的。
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原盘，据说是因为中间商贿赂国外唱片公司的人手下留情弄出来的。
郝舫表示，去年他到美国遛了一圈，结果在一些“二手市场”上发现零零星星的有几张打口带。“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做，可能只有中国。”
考察打口这一产业在中国的萌芽，会发现偶然中有必然。当初到底是谁阴差阳错，第一个发现那些没被销毁的打口带可以拿出来卖，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在这一偶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必然性。
“打口”=“需求”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国内年轻一代对于包括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求。但是中国在音像制品的引进和进口上至今仍然保持垄断，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图)至今仍是中国惟一有权进口国外正版唱片(制成品)的机构，其余单位、公司从事这项业务，都被视为非法。而中图引进的东西，很难满足中国乐迷的需要。
此外还有价格的问题。进口正版唱片大都是一百多块钱一张，引进版也要60块钱左右，这一价位是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音像制品的主要消费群体——青少年难以承受的。价格贵、品种又少，当供给满足不了需求时，打口乃至盗版的出现和繁荣就难以避免了。
据中国音像协会统计，中国每年光碟(包括音乐、影像等)的销售量约在50亿张左右，但目前中国全部合法生产线一年的生产能力只有6亿张，此间巨大的市场空白便由打口和盗版来填补。
因此，尽管打口与盗版一样，都背上了侵犯知识产权的骂名，但打口的“廉而美”让人无法拒绝，让消费者心安理得地把一张又一张的打口带列入自己的唱片收藏中，尽管上面刻有耻辱性的标志。
打口可以说是很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它以废弃塑料的名义进入中国是合法的，但最终以音像制成品的形式在市面上出售，则是非法的。
在对打口定性时，主管部门一般都视其为盗版或走私，或是笼统地称之为非法音像出版物，但从没有界定为“打口”，处理方法也与盗版和走私一样。
据中图音像部的工作人员透露，1994年以前中图也进过一批打口CD，但是此后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公司停止了这项业务。至今还有一批货在仓库里存放，不能拿出来卖。
不过，中图音像部的工作人员强调：这些打口CD都是通过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也通过了审查，但价格比国外正价销售的同类产品低了很多。在性质上，中图进口的打口CD与市面上的那些是不同的。
因此，很容易在“打口”和“需求”之间划上一个等号。
至于打口(或现在的原盘)最终会不会消失，用乐评人颜峻的话来说，“只要中国音像制品的出版和进口还实行垄断和封锁，只要中国人购买力还不够强，(打口)就不会消失”。
累死了
